市场性质已变，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掌控权已经易手，他们只能屈从。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是这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则主张，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特有的现象。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次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而内部因素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
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直到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一些垄断行业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营经济才真正从规则上取得与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
199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则高达26.3%，为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水平。如果目前中国尚不能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那么保证就业比遏制通货膨胀就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时。（二）解决民生问题要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改税和拨改贷，到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第二个失误：过度惧怕经济过热 所谓经济过热 （OverheatedE－conomy），是指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资源供给不成比例。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产物，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往往并存。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持续的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往往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品。有一种观点认为，过于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因此将目前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咎于经济增长。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不断提升，是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产物，而不能作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判断标准。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具备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从政策落实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民间资本依然处处遭遇玻璃门。由于过分惧怕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我国货币当局又过度依据货币供应量 （尤其是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流动性过剩与否的标准。
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都证明，通货膨胀也往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和动力，适度的和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政策 。
我国的工业化目前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大发展的阶段，而重工业具有附加值高、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产业链长、产业带动能力强等特点，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必然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生产资料需求旺盛、部分行业发展较快等现象，使得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在遏制经济过热的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难免会打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信心一旦丧失，对经济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损害。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可不必把通货膨胀视为 洪水猛兽。对于普通居民而言，失业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由于一直把经济过热作为重大的隐患，所以我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控制经济总量以及实施紧缩政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有经济持续增长，企业才能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人民生活水平才会稳步提高，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地发展。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是推动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秩序的重要动力。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12%。
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国家对民间资本的放开和扶持，却晚了至少十年的时间，且一直存在质疑、争辩和政策的反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如1998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2.2%。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装备制造业，而中国距离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
早在1978年，广东东莞便成立了第一家由港商投资的来料加工厂。（三）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
由于经营活动不受外界和上级的干扰，所以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决策的迅速性和有效性。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了快速增长的快车道，出现了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和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正是在上述片面思想的指导下，才出现了半年前还是流动性过剩，而没过多久又成了流动性不足的怪现象。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持续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由于扎根民间、土生土长，所以对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的情况比任何人都更为熟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场上产生了鲶鱼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运行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种负面因素下，民间资本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近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3%，大大高于国企与外企的增长速度，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其中比较明显的发生在以下几段时期： （1）1980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1993—1995年的平均年GDP增长率为12.7%，也是历史上较高的水平。
可以想象，给与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对策要想，但应建立在对以往经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正确研判的基础之上，尤其重要的是对教训和失误的总结。
可是，我国的理论界与领导层常常在实践中十分惧怕通货膨胀，从而过度宏观调控，造成经济滑坡。但改革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只有经历一次次失误甚至失败，才能摸索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换取一时的低通货膨胀率，是得不偿失的。（一）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将持续高位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过于担忧经济过热，必然影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在这段时期，宏观经济迅猛增长、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事实证明，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越高。但是，追思过去，联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不难总结出，三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至少有以下几点失误，值得深刻反思。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1984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5.2%，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
